时方9月，一场雾霾突袭京津冀，公众忧虑随之蔓延。不久前，环保部等10部门联合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西、河南、山东，出台《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-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》（下称“攻坚行动方案”）。形势一目了然：政府决心之大、政策力度之大，前所未有；而重污染天气提前来到，宛如向人们显示“下马威”，今年秋冬季大气质量不容乐观。这场“蓝天保卫战”必须打好，国人没有退路。

2017年是国务院出台的“大气十条”第一阶段的收官之年。能否完成京津冀区域PM2.5年均浓度比2012年下降25%、北京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/立方米左右等系列目标，在此一举。雾霾治理的*大难题是冬季空气改善幅度非常小，甚至有倒退。今年年初连续多日的重污染，至今让人心有余悸。“攻坚行动方案”相当详尽。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，北京市的目标为PM2.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25%，重污染天数同比下降20%，可谓雄心勃勃。关键在于落实。这份文件特别强调督查问责，格外值得肯定。各项量化指标确是硬杠杠，但是，检验这场恶仗的战果，仍要看综合治理成效。

京津冀大气污染近年来集中爆发，既与大气环流变缓等自然因素有关，也与长久以来这一区域的经济结构、能源类型等密不可分。京津冀以及周边的晋鲁豫消耗了全国约三分之一的煤炭，高污染、高能耗产业大量聚集，钢铁产量占全国四成有余，焦炭产量占全国近一半。极其不合理的产业结构，成为大气污染的直接成因。

时至今日，去产能任务依然艰巨，尤其是伴随着钢铁、煤炭价格恢复性上涨，局面更为复杂。不少企业或地方政府不忍丢掉唾手可及的收益，难免打起小算盘。落后产能或“僵尸企业”不仅消耗大量能源资源，还对环境造成极为严重的污染。贪一时之利，以大气污染做代价，如算大账，这显然极不划算。但是，不少落后产能构成当地的财政支柱，支撑着庞大的就业群体，处理不妥还会危及社会稳定，有些地方政府因而对去产能三心二意。但是，中央政府态度鲜明：一切小账，均须为雾霾治理大局让路。除了社会政策要托底，各地主要应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中找出路。

企业整改确实需与产业转型升级协调推进。比如，“攻坚行动方案”将处置“散乱污”企业作为重要内容，先停后治，分类处置，涉大气污染物排放列入淘汰类的，一律于2017年9月底前依法依规关停取缔，并做到“两断三清”，即断水、断电、清除原料、清除产品、清除设备。“关停”堪称大气治理的“霹雳手段”，但应同时通过规划、整合，引导企业转型升级，化被动污染为主动转型。这并不容易，却值得付出认真细致的努力。如果企业能尝到环保的甜头，大气治理就有了内在的动力。

调整能源消费结构、治理机动车等污染源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生活，决策、执行等均须尽心尽力，尤其应注意细节。首先，应尽量避免为了应付环保检查而采取“一刀切”的做法。有的地方存在较大的环保欠账，只得“临时抱佛脚”，政绩指标至上，对所有涉事企业不留任何调整回旋余地，企业叫苦连连。政府部门平时怠于监管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甚至以“环境容量”作为招商引资筹码。一旦环保压力加大，又简单粗暴应对，这是典型的不作为与滥作为并存，必然损害当地政府的公信力。

秋冬雾霾攻坚还应注意因城施策。“攻坚行动方案”为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上的“2+26”城市提出了总体方向、举措以及目标，各地要据之作出具体部署。每个城市污染源、污染物差别较大，应对之策自然也须有所区分。

民众苦霾久矣。我们深盼经过今年攻坚，大气质量获得实质性改善。然而，虽有此番多种“超常规措施”，但治霾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，所以，政府与公众间有效的沟通机制必不可少，以便促合力、减阻力，这也是完善国家治理的一部分。政府制定治污政策时，应听取各界声音，及时宣讲、解释政策，形成稳定的预期。对于可能影响公众利益的政策，应早做规划，比如，煤改电、煤改气等取暖设施改造，不能等到冬季才动手。近年来，这方面的教训是不少的。

中国下大力气防治大气污染，也可视为协同减排，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责任。从科学上说，气候变化与大气污染并不完全是一回事，但是，大部分大气污染的产生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同根同源，均为供暖、电力、工业、机动车移动源等，治理可收一石二鸟之效。

中国已为雾霾付出了高昂的经济社会代价。打赢这场京津冀的秋冬雾霾仗是当务之急，各界对此热切期盼。迎击“心肺之患”，终究得让民众切身感受到显著变化。这显然不易，但只要治理措施得当，不懈怠，不躁进，计日程功，我们终将拥有霾去雾散的朗朗晴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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